陈晓Pinnacle平博体育平：广府地区的男女平权运动

　　Pinnacle平博体育(访问: hash.cyou 领取999USDT）中国由一个个区域组成，每个区域各具特色，都对“全局”有所贡献，区域研究要摸清区域内部的结构与变迁，在此基础上作“跨区域”研究，并将区域与“全局”的联系揭示出来。有些人认为，对“全局”的研究“高于”区域研究，这是十分狭隘的观点，对认识“何谓中国”“中华文化多元一体”十分不利。与此同时，区域研究若能重视“区域”与外部的互动与联系，政治史与人物研究若能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，或可避免过度“碎片化”的弊病。

　　在广州府所属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等县，至迟从明末开始即出现了“不落家”（归宁不返）现象，随后也扩展到肇庆府。因广州、肇庆文化差异甚少，本文的“广府”包含广州、肇庆两府。所谓“不落家”，即女子结婚后仍长住娘家，只在重要节日或翁姑生日时在夫家住宿一两天。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著名诗人屈大均是番禺人，他的发妻即实行“不落家”。这一风俗的起源，学界至今未能得出一致结论，我个人认为与古越族女子地位较高的传统有关。不管其起因如何，这种风俗到清代已经带有包办婚姻、家庭专制的意味。1900年，孙中山领导的《中国日报》刊出《男女平等之原理》一文，注意到“不落家”是对包办婚姻的抵抗。该文指出：“今居中国，男不识女，女不识男，互昧平生，强作婚姻，非其志也，迫于礼已。其或不顺，势必至男则休妻再娶，女则归宁不返。”

　　在传统中国，女性姓名权并非普遍的法定权利，有一定上层社会的女子会有完整姓名，庶民女子则长期没有这个权利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古代女子，如班昭、蔡文姬、李清照等，是以其史学、文学成就名世，梁红玉、秦良玉等则以军事才能而著称。其他许多女子，多作为妃嫔、妻妾、名妓而传世。以改良棉纺织技术著称的黄道婆，按笔者的理解“道婆”并不是她的本名，而是因她信仰宗教，故而别人对她如此称呼。庶民阶层的女子，在法律文书及其他正式场合，未嫁女以“X氏女”出现，已婚女子以“X门Y氏”“XY氏”出现，或者在父姓、夫姓后面加上“X娘”“X姐”，实际只是排行，并非现代社会的正式名字。汉唐宋元时期，礼法尚未曾十分严苛，偶尔也有一些碑刻中庶民女子使用姓名全称的例子。到了明清时期，理学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，男权社会达到顶峰，庶民阶级中女子姓名权更加衰落。

　　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，释读了广州黄埔村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《重修洪圣宫殿碑记》，发现其中梁氏家族部分有“花女梁玉藏助金一员、花女梁观平助金一员、花女梁配莲助金一员……”等26条记录，而胡氏家族的“花女”则有29名。这些名字都非常正式，与现代女性名字相类，并非以前“梁八娘”“梁八姐”那样的排行称谓。广东省社科院陈忠烈研究员依据田野调查做了解读，认为“花女”指未婚女性，碑文中的“花女”应该大多数指的是不愿意结婚的自梳女。

　　张竹君（1879-1964），广东番禺县沙湾螺阳乡岐山村人，出生于十三行行商家庭。十三行行商为清政府授权的外贸商人，专门与来华贸易的西方人打交道，见识通达。张竹君少时入教会所办的博济医院学习西医，1900年1月毕业后，即创办南福医院于广州，医院的建设费、开办费应有部分来自家庭的支持。张竹君奉行“不嫁主义”，主张女性自立自强，跟她出生成长的地域有重要关系。沙湾所在的番禺禺南地区，与相邻的顺德、南海、香山各县，乃是“不落家”、“守清”与“自梳”风气最为盛行的地区。

　　在博济医院期间，张竹君也从来自美国的两位女医生富马利（Mary Hannah Fulton）、赖马西（Mary West Niles）身上，学到女性独立自强之道。从1886年开始，赖马西医生负责管理博济医院女病房，同时收养了一批女盲童加以教养，进而建立华南地区最大的盲童学校明心书院。她还奉行不嫁主义，一直在广州服务到年老退休。1899年，富马利医生独立筹款，在广州西关创办中国第一家女子医学院夏葛医学堂，与张竹君保持着长期的师生友谊，1915年因病到上海休养，与张竹君携手创建上海第一家粤语教堂。

　　1901年，张竹君在广州河南创办南福医院，在主持医疗事务外，主持演说会，倡议兴办育贤女学堂，“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，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。”其时胡汉民任《岭海报》总主笔，对张竹君的女权运动赞襄最力，几乎将《岭海报》变成张竹君的机关报。胡汉民一度东渡日本留学，不久又回粤，继续编辑《岭海报》。其时《羊城报》记者莫任衡对张竹君等人言行不满，写成《驳女权论》。胡汉民与张竹君相善，乃与《亚洲报》主笔谢英伯相约，联手向《羊城报》反攻，扶持女权运动。张竹君常在夏秋之际，雇一只紫洞艇（陈设豪华之花舫）停在珠江边，以为纳凉之所，胡汉民常与友人到艇上叙谈。1904年，张竹君前往上海，先后创办女子兴学保险会、育贤女学堂、女子中西医学堂、上海医院等，在女子教育、医疗、互助救济方面开创出宏大事业。

　　1908年，胡汉民留日期间，在法国《新世纪》杂志发表《粤中女子之不嫁者》，一反士大夫对自梳风气的抨击，率先加以肯定，指出“以为世界可哀可敬者，莫此等女子若也”，认为不落家、自梳是对野蛮礼教的反抗，“乃真野蛮恶风所生之反动力也”，肯定其抵抗包办婚姻、解决经济独立、组成团体以抵抗社会压力的重要意义。最后，他对女权问题提出四点意见：一是男女不自由配合为大逆人道；二是经济革命而后男女可以平等，顺德等地自梳女因从事丝业得以独立维生，故能历久不衰；三是女子抵抗强权之能力不弱于男子；四是强者每怀私利以弱者之抵抗为非理。可以说，以孙中山、胡汉民为首的革命派，比维新派大大地前进了一步，致力于表彰女子追求独立的反抗精神，尤其重视经济独立对于女权运动的意义。

　　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，张竹君在上海发起成立“中国赤十字会”，自任会长，组织医疗队前往武汉进行战场救护，并掩护黄兴等同盟会高级干部成功抵达武汉。几乎同时，广东光复，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都督。他在组织广东省临时省议会时，为确保有一定人数的女性当选省议员，胡汉民主持拟定议员选举法时，特制定比例代表制，确定同盟会代表名额20人，男女各半，故而顺利选出议员程立卿、李佩兰、廖冰筠、邓惠芳、张沅、伦耀华、庄汉翘、易粤英、汪兆锵、文翔凤10人。这是中国女子正式参政的起始，在全亚洲也属于创举。

　　经起草委员会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，1930年12月3-4日，民法亲属篇与继承篇在立法院获得通过。亲属篇规定，女子无论结婚与否，对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的权利；任何权利，均不应男女而有所区别；无论男女，均有资格担任家长。与此相应，《民法》继承篇赋予无论婚否之女子对父母遗产均有继承权、寡妻对丈夫遗产有继承权，革了宗法制度的命。这部民法，是全世界第二部规定男女平等的民法典，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，与之相比，日本民法仍对女子权利有诸多限制。

　　何香凝在女子参政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并非偶然，其渊源是清中期以来广府地区渐次兴起的“自梳”运动、“不缠足运动”以及清末以来的女权运动。何香凝出生于南海县一个富商家庭，在香港长大，自小即不缠足，这在内地社会是不可想象的，她能够坚持下来，与广府地区“不缠足运动”的开展有着直接关系。民国初年，廖仲恺、何香凝夫妇在广州百子路（今中山二路）购置洋楼两座，购房款全部出自何香凝，这笔巨款来自何所继承的遗产。虽然当时的法律否定外嫁女有继承权，何家主事人仍认为何香凝有权继承部分遗产。蒋介石在广州市区的住所，正是借用何香凝出资购买的其中一座洋楼作为公馆。

　　近年来，有关近代女权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，但多集中在留日学生界、江浙沪、湖南等地，对广府地区重视不足。正是在广府地区，自梳运动为社会所普遍接受，为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与支配权开拓了广阔空间，女性也得以抛头露面广泛参与社会活动，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。张竹君的闺蜜徐宗汉，以富家寡媳身份加入同盟会，以奁产投充革命经费，在“黄花岗起义”时护送受伤的黄兴前往香港疗伤，而后缔结连理，乃是亘古未有之惊人举动。胡汉民妻子陈淑子、胞妹胡宁媛，在同盟会多次起义中舍生忘死，扮作新娘用花轿运送枪械，其胆识也不可多得。

　　妇女运动领袖中，妇女部长何香凝（广东南海）、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沈慧莲（广东番禺）、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伍智梅（广东台山），首届“国大”代表邓不奴（广东三水），青年军女青年服务队总队长陈逸云（广东东莞），都是广府人。方面，大革命时期杰出的女党员谭竹山（广东高明）、陈铁军（广东南海）、区梦觉（广东南海），也来自广府地区。没有晚清以来广府地区广泛深入的女权运动为基础，不可能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妇女领袖。

　　中国女子姓名权、财产权，并非完全外来的产物，而是在清中期的珠江三角洲萌芽、发育、发展，一代代自梳女结成生死与共的“金兰”团体激烈抗争所取得，为此也付出惨重代价。她们历经奋斗而取得的女子财产权成果，为民主革命时期广府地区女权运动、女子参政运动铺平了道路。女权领袖张竹君对胡汉民的深刻影响，随着胡汉民入主中枢，而在1930年的民法立法中体现出来，惠及于全国。张竹君推动女权运动的基本策略，是联合“以平等待我”的男性共同奋斗，例如她创办上海育贤女学堂、中西女子医学院，主要依靠绅士李平书的财力支持。同时代的个别女权领袖依靠煽动仇男情绪来博取掌声，对推动平权不仅不利而且有害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区域研究与“全局”研究同样重要，不了解区域，也难以理解“全国”。曾经，经济社会史研究试图以某个地域为“典型”来“代表”全国，近年来这种过于的狭隘思路如今已有所改变。正如刘志伟所说，没有什么“典型”“代表性”，有的是一个个独具特色的“区域”，区域的划分也不必固定，可根据研究选题而调整，甚至可以跨越国界。社会史的研究，不存在什么固定的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分，凡是学者所深耕地域就是“中心”。就我所知，近代跨越省界的民间信仰团体，有不少起源于西南而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，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民间慈善团体，并延伸到港澳东南亚华人社会；不能因为西南曾经交通不便、经济不如东部发达而不加重视。华南区域研究，是视野的拓宽、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，并非要以华南作为什么“典型”，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地方史”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