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往事（一）Pinnacle平博体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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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小礼是按参会人员名单和相关报到要求，引导陈云在签到纸上签下名字的。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孙小礼，一下子接触的全是重要领导，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。尽管她认真地熟记了签到时的有关要求，即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，第一行写单位名称，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写；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；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的其他代表签名，每行上下可写两个名字。因陈云不是首席代表，所以在签到时，孙小礼非常礼貌地引导陈云从第三行开始签到。陈云在签到时特意多留了一行，将自己的名字签在了第4行的位置。

　　主席来到签到处，我赶忙上前迎接。这时，郭沫若、李济深、马寅初、乌兰夫等人，一下子簇拥到主席身旁，说要看毛主席的亲笔签名。被挤到了外侧的我，看到主席已经拿起了毛笔。我急忙说，请毛主席在第一行写党派名称：中国，在第二行写您的名字，您不要把名字写到第三行里去。主席听到我的这些话后，停了一下，又看了看签到纸，说出了一句浓浓的湖南话：到底怎么签呢？您就在两行内写字，不要把字写到上面的纸上。主席随着我的话音，好像看穿了签字纸上的“手脚”，轻声说：照你的“指示”办喽。很快，主席在第一行写了“中国”，在第二行内写了“”。摄影记者拍摄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。多年后，我看到了这张照片。虽然照片画面上，看不到我，但一代伟人神情庄重地写下签名的那一刻，我在场！亲眼见证，让人铭记。

　　就党派代表而言，可以看到中国革命委员会首席代表李济深的签字和签名，其字体取法魏碑，运笔凝重有力，结字端庄沉稳。中国民主同盟首席代表张澜的签名端雅隽永、点画精到、笔致翩翩、平正宽博，工整沉稳中又见俊逸清雅之姿。民主建国会首席代表黄炎培的签名端庄秀丽，因为他一直坚持“临池白首学为人”，又特别擅长楷书和行书，他在广游名山大川时，凡遇碑刻即悉心揣摩，黄炎培留在宣纸上的签名，给人秀逸之美。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郭沫若是书法大家，他的书法既重师承，又多创新。他以“回锋转向，逆入平出”为执笔八字要诀，用书法展现他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。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的签名，能看出他极尊重传统，动笔和结构有法度、有风骨，是一位有品位的书法大家。中国农工首席代表彭泽民、联合会首席代表谭平山、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蔡廷锴、中国致公党首席代表陈其尤、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首席代表谢雪红，都签写了单位和签名。曾有人撰文，谢雪红的亲笔手迹是最难得一见的。其实，我们不仅在签名册上完整地看到了她的签名，也看到了她多年后留下的亲笔信函。这字迹当属珍稀珍贵。

　　……1947年12月，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，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，筹组革命委员会，我以政见相同，乐于参加。1948年1月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，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，反对独裁，反对内战，主张实现革命的，与各派携手前进。我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任秘书长。值其时，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，卧病澳门，然经常扶病过香港参加会议。1949年春，我由香港乘轮北上，到了初解放的北平。途经石家庄时，见了毛主席、朱总司令、周恩来等，非常欣慰。在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，正在准备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时，突然心脏病复发颇剧，因须请原经手疗治之医师，不得已乃复返香港。接北京电报，知道我被推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1949年10月，广州解放，我被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，兼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。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政治生活经过从片段中的大概叙述。

　　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，不是平均主义的，而是有重点的。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“以工农联盟为基础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”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四十六个单位的名额和人选的确定，始终都体现着这一重点。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各派，有多年来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，还有各解放区的代表。各解放区在解放战争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。我们还承认的代表权，因为人民不单是军事组织，又是政治组织，不仅是普通军队，而且是工作队。他们消灭敌人，从事政治工作，做人民的勤务员。因此，他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军队，而且代表着他们出身的人民，首先是农民。这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队伍。代表的参加也体现了“以工农联盟为基础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”的重点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待解放区的代表，包括华南的代表。

　　有了重点，同时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。在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，除工人代表、农民代表外，还有妇女代表、青年代表、学生代表、文艺工作者代表、新闻界代表、工商界代表、教育工作者代表、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、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。我们也照顾到还不能立刻组织团体的方面，如自由职业者代表。我们还照顾到海外华侨和少数民族。这就是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大体情况。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够全面，所以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。其中有在中国整个民主革命阶段中，始终站在正义事业方面的，如孙夫人和她领导的救济单位。也有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人才，如陶孟和先生和钱昌照先生。也有一向或在某一个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，同情人民事业，一旦解放了便站在人民这方面的，如福建萨镇冰先生，张难先先生。也有从事在解放区服务很久的朋友，如陈瑾昆先生。也有是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，如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，南京和平代表团张治中、邵力子等先生。程潜先生也是响应和平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。起义的将军有的作为代表参加会议，如吴奇伟将军，曾泽生将军，张轸将军，也有的参加到特邀单位中。海军、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。还有愿意为建设新的人民的艺术而服务的人物，我们也邀请了，如周信芳、梅兰芳、程砚秋几位先生。邀请的代表还有劳动界护厂有功的工人、劳动英雄和在各解放区单位安排不下的，如晋察冀的戎冠秀先生。

　　其实，关于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，早在1949年1月19日，、周恩来就曾致电身在上海的宋庆龄，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。宋庆龄复函周恩来表示将在上海迎接解放，婉言谢绝了北上邀请。6月11日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双清别墅召开。15日在勤政殿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，选举产生了由担任主任，周恩来、李济深、沈钧儒、郭沫若、陈叔通担任副主任的21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。在会议期间，于19日，周恩来于21日分别写信给宋庆龄，并于25日派带着这两封邀请信，前往上海，再次诚邀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。

　　在来到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北平之前，李济深也曾致函宋庆龄，请她以民革代表的身份北上出席新政协，但宋庆龄婉拒了李济深的北上之请。8月7日，在致中央并周恩来电报中作了汇报：宋庆龄先生对被定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，最初有以下意见：“一、仍以旁听身份列席。二、对与张治中、邵力子等列名，没有什么意见。三、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，如不会说话，不能反映团体意见，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。”经她多方解释说明，宋先生不再坚持己见，并说：“请你们替我考虑，你们觉得怎样好，就怎样办。”

　　9月19日，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宣布：“特邀单位，到现在经筹备会常委会已决定的有74位，其中包括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。”周恩来、林伯渠所指的“孙夫人领导的救济单位”是中国福利基金会，原名“保卫中国同盟”，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往上海，改名“中国福利基金会”。这是宋庆龄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，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并领导的许多团体中，最为重要也是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组织。它的孕育、诞生以及所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，无不渗透着爱国主义、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，显示着宋庆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人格力量。